《諸羅縣志》

作者：周鍾瑄

刊行時間：雍正二年（1724）

作者生平：

方志中有關周鍾瑄（1671-1763 年）的文獻資料，較詳細的如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，其他在方志中關於作者的記載，則有介紹其詩作，或以條列式呈現。至於《臺灣通史》[1] 亦有介紹，然而內容重覆性甚高，故僅列《續修臺灣府志》中的相關記載：

周鍾瑄，字宣子；貴州貴筑人，康熙丙子舉人。五十三年，知諸羅縣事。性慈惠，為治識大體。時縣治新闢，土曠人稀，遺利頗多。鍾瑄至，留心咨訪，嘗捐俸助民修築水利凡數百餘里；陂圳皆其所經畫，民以富庶。又雅意文教，延名宿纂修縣志；諸如臺北地方遼闊、規制有未盡備者，鍾瑄憂深思遠，情見乎辭，至今多見諸施行。尋擢去，民肖像祀於龍湖巖。[2]

從上述可知周鍾瑄在諸羅縣知縣任內，多留意民生所需，同時能體民所苦、愛民如子，甚至將其俸祿捐作修築水利之用。此外在文教方面，亦能重視地方文風與在地特色，召集儒生共同纂修方志。諸羅縣範圍甚廣，包含當時的台北以及「後山」地區，因而在治理上仍有所不完備之處。周鍾瑄在任中曾深思此廣大範圍內未闢之地的開墾與駐兵措施，之後北路的開拓與部署措施皆如其言。人民感念他在諸羅縣的治績，繪其像於龍湖巖，以供祭祀。

《諸羅縣志》特色：

本書雖非臺灣第一本完成的方志，部分體例格式均承襲高拱乾的《臺灣府志》，然而無論在內容與敘述方式上，卻有著超越前人的用心與獨樹一幟的風格。在其後的方志亦有以《諸羅縣志》[3] 做為參考範本，足可見本書的價值。

本書的修纂援引許多書目，包含前人所編纂之古書、方志與文集，故能於前人的基礎上，加以斟酌修改並補充，使內容更臻完善。在內容編寫上，部分卷首前先敘總論與沿革，如兵防志、賦役志中的戶口、風俗志中的漢俗與番俗，將各項制度與政策、風俗詳加羅列並說明，不僅有助於了解地方當時的情況，更能了解整體背景的沿襲。相互印照之下，可詳窺地方的全貌以及較完整的背景脈絡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書的敘述與編寫方式，非完全以條列式記錄呈現，而是採取描述兼議論，文中多有作者自身的觀點與看法，足見作者在記錄之餘，更能深思政策實施的實際面向以及不足之處，如書中的〈學校志〉中提及：

雖然，縣令者，父母而師率之，責無所諉也。異時諸邑學宮茂草，藉口頹弛，然且不可；今之巋然而顯敞者新築也，講學行禮有其地矣。……昔文翁治蜀，每出行縣，擇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；蜀人爭為學官弟子，比於齊、魯。明道先生令晉城，鄉皆置校，正兒童所讀句讀；教者不善，輒易置之。鄉為社會立科條，旌善別惡；今縣令簿書期會，目不暇給，況茲地千里，勢不能鄉為日涉而人為面命也。廣勵教化，使邑之人明知學之為貴而群趨焉。

[4]

由此可知在教育政策層面上，作者希冀能大興文教，廣勵教化，培養文風，顯見編志過程中不僅記敘現況，同時更能以之作為施政方針的參考。此外，在正文前附上地圖以及番俗圖，提供較顯著的方位指標與空間分布，不僅可補文字敘述之不足，亦能賦予文章更深層且生動的歷史圖像與地理全貌。

綜上所述，《諸羅縣志》的編纂，無論在內容、編排、纂寫方式、體例上，皆有其獨特的風格。使人不僅了解當地的特色，更能從中體會到撰寫者的用心。再者，本書除補足前人之不足與缺漏之處，亦提供其後的方志作編纂的指標，故《諸羅縣志》在臺灣方志之沿革中，可說扮演著承先啟後的重要角色。

---

[1] 連橫，《臺灣通史》，臺灣文獻叢刊一二八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0。

[2] 余文儀，《續修臺灣府志》，卷三，臺灣文獻叢刊一二一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。

[3] 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一四一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。

[4]周鍾瑄，《諸羅縣志》，臺灣文獻叢刊一四一種，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62，頁80-82。